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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年党史之光照耀新征程

2021-04-20    浏览:

党中央决定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部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使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学习党的历史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学习党史,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学习一些历史知识,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政治要求,是新时代新阶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党的历史,了解我们党过去10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党是怎么样保持自己的政治属性、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纯洁自己的政治品质、夯实自己的政治根基的,在这个基础上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自觉地为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不懈奋斗。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也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换言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党的一切。要知道我们党将来会怎么样,一定要看党过去是什么样。说党的历史就是党的一切,当然不是说除了历史党什么也没有了,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党史,对党的过去茫然无知,我们就无法面对今天的使命,无法应对今天的挑战,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都可能丧失。说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也不是说共产党人是算命先生,像刘伯温那样算到几十年几百年后会是什么样子,而是通过分析研究党的历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这个道理古人就已经总结出来了。历史是过去的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这样的结果而不是那样的结果,它一定有其“所以然”。因此,正确地总结和认识历史,探索其规律,可以启示当下,烛照未来,历史对后人就有了启示和借鉴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比较顺利的达到目标。比如,我们现在强调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把稳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70多年,我们吃了多少冒进的亏,才得出这个结论。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经济形势是很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但头脑发热,希望搞得更快一些,结果“大跃进”来了,几年才恢复。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国上下鼓起劲建设四个现代化,结果出来个“洋跃进”,不顾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想迅速买来一个现代化,导致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全线失衡,花了3年才调整过来。1992年改革开放掀起新高潮,但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以两热三乱(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到1996年才实现软着陆。这些教训不谓不深。也正是研究透了这些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一直把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上,强调在稳的基础上前进,而不再一味追求发展速度,确保了经济发展的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必修课”三个字就既凝练又形象地把学习党的历史的重要性阐述清楚了,这是必须学好的,学不好是不能毕业的,不能算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从党的历史看,开展全党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活动,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规律,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党的团结,取得更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重要关头,在新的历史任务或重大挑战面前,党的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都与总结党的历史和学习党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举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是延安整风时期的学习研究党史活动。起点是1942年3月18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央高级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结束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历时3年。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研究和学习党的历史?根本上说,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严肃地指出了党内的存在的三个弊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很尖锐地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这个报告今天被看作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但在当时,这么重要的一个报告,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甚至都不给报道,各部门也没有什么反响和呼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原因是很多党员甚至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不清楚,不知道王明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犯过什么错误,给党造成过多么大的伤害,以至于认识不到毛泽东同志这篇报告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3月27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提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随后先在党的高级干部后扩展到各个根据地展开了研究和学习党的历史的活动。

经过三年的努力,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总结。《决议》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准备。没有对党的历史的正确认识和深入学习,要清理王明的错误思想影响是很难的,要达到全党的高度团结也是很难的。

第二个例子是改革开放初期。起点是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结束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为什么在当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同时,党中央要花很大的功夫研究学习党的历史?也是为了党的思想统一和继续前进。早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要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呼声就很多,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密切关注党的态度。邓小平当时就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全党的思想就不能统一,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是要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做出科学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需要经过长一点的时间才能作出评价。1979年国庆30周年时,叶剑英作了一个讲话,进行了初步总结。以此为基础,党中央开始组织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邓小平对这个工作高度重视,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就有关起草工作的重要谈话就达17次。几经修改的征求意见稿出来后,中央组织了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持续了一个多月。讨论的过程,也是重新学习党的历史的过程。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学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这一次的党史学习教育,是因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利用这个时间节点,让大家重温一下党的历史,了解一下党的历史,记牢党的初心使命。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如果只这样看,那是很不够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发展阶段,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需要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尤其需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既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党的每一次向后看,都是为了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讲话中说:“鉴往事,知来者”,鉴是分析辨别,知是明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走向。即是说要明辨是非,把握规律,知所趋赴。所以,这一次的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党近100年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意志、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党史学习教育要达到的目标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是这次党史学习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具体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1、通过学习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用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自觉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也就是不要忘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我们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近代中国深重无比的苦难中走出来的,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幸福和复兴的强烈愿望中应运而生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是令人“痛彻肺腑”。失去国土300多万平方公里,赔款12亿多两白银,各种主权丧失,就如谭嗣同所言: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中国。不站起来,中国会有前途吗?但是怎样才能让中国站起来?那群1921年开天辟地的人们,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我们看出席中共一大的12位代表,加上1名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分别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大学生;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杂志编辑;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中学教员,前者兼职律师,后者兼职记者;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前者是小学教员兼开一间书店文化书社,后者中学教员;山东代表邓恩铭、王烬美,中学生;广东代表陈公博,报纸编辑;东京代表周佛海,大学生;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恵僧,报纸编辑。一共是5个学生,4个编辑,4个教员,平均年龄28岁。

这些人有什么呢?没有钱,没有枪,没有地盘,没有喉舌,没有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一句话,在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军阀割据时代,那些象征着实力的硬件,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路政治力量相比,它看上去是那样的势单力孤。他们唯一可以依凭的,就是心中的信仰,坚定的理想。就靠着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的感召和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揭开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新篇章。

在中国近代史上,怀抱各种主义和信仰的政党,似乎都相信自己拥有未来。几百个政党,几乎世界上所有有点名气的主义主张,都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演过。为什么唯独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胜利、掌握了未来呢?很简单,在信仰的碰撞和交锋中,共产党人信仰的是真理,共同的信仰,让共产党人凝聚起来,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不顾一切地向既定目标挺进。在坚守信仰的道路上,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诚和执着,就像汉朝的乐府民歌里描绘的那样:“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革命战争年代的例子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说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华罗庚是蜚声世界的数学巨匠,1950年从美国回来,1963年向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没有被接受。1964年他调到中国科技大学任副校长后向中国科技大学党组织递交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再次被拒绝。1967年他第三次提出入党申请,同样石沉大海,杳无消息。1978年3月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3月,第四次提出入党申请,6月13日被批准。这年华罗庚70岁。他后来填了一首词《破阵子》表达自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心情:“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沧海不捐一滴水,烘炉陶冶沙成金,四化作尖兵。老同志,深愧怍,新党员,幸勉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这就是一个老科学家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仰。

与中国共产党相比较,国民党恰恰相反。1949年底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曾组织研究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中共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国民党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这里他把“无主义”“无信仰”分别放在第一位,还是有几分接近历史真实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学习党史,深刻认识信仰的力量,巩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巩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在这一思想旗帜下达到全党的空前团结和力量凝聚,是学习教育要达到的首要目标。

2、通过学习教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树立历史思维,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我们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党的光荣伟大,就要充分认识党带领人民取得的光荣伟大的业绩,同时也充分认识党带领人民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中披荆斩棘、不断开辟胜利道路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

历史可以给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我这里简单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怎样在胜利面前不骄傲,一个是怎样在困难面前不气馁。

新中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新时代近1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是全党全国人民勠力同心共同奋斗结出的果实。在成就面前,今后怎么办?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多次发生过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吃亏”的错误,教训不少。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这方面的教训进行过回顾和分析,指出了四次教训:“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他要求:“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要放下“高傲自大”的“包袱”,“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当时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原因也在于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很强针对性的。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特别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生活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没有的大胜利,有没有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有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俯视感?有没有懈怠和放松自我要求的苗头?这些都是有的,再坚固的大堤,也经不起小管涌的不断侵蚀,古人说,“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越是顺利,越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在困难面前不气馁,我们党的历史上例子更多了,因为党就是在不断战胜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中走向胜利的。重要的是怎么对付困难。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闭幕时,不是简单地鼓劲打气,而是详细分析了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且不是一般性地泛泛地谈我们可能会有困难,是非常详尽地具体地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一一列举出来,共列举了 “十七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骂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被他搞掉三分之一”“搞掉一半”。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斯科比是当时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人)。就是说,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挤压我们党和八路军。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毛泽东说:“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根据这些可能的困难,逐条准备我们的应对之策,“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解放战争敌人给我们制造的困难,没有超出17条的范围,我们都有应对办法,所以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胸中有雄兵百万”,洞察全局,预判精准,调度自如。战争如摧枯拉朽,胜利之快,蒋介石没想到,我们党自己也没想到。而对整个战略缺乏预见和分析更谈不上充分准备的蒋介石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而又主观武断,终致束手无策,在淮海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只能“默祷恳求上帝默佑”。把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寄托于上帝保佑,多么可笑可叹!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点也不会比过去少。对于这些风险和考验是不是都一一分析到了,研究透了,办法准备好了?古人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取得成功。党的历史中蕴涵的智慧与力量不会自己跑到我们脑子里来,需要积极主动地学习、研究、鉴别、运用,读懂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掌握了历史前进的深层密码,才会有水落石出、拨云见日的惊喜。

3、通过学习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没有特殊利益,就不怕人民监督政府和党员干部,就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没有特殊利益,才能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苦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密码。人民是力量源泉,要让这个源泉绵绵不绝地支持共产党,就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幸福,解决群众关心的期盼的呼吁的向往的问题。1934年1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中央苏区的严峻局面,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幸福,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如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服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几次讲到他在延安插队时,“我很期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今后能够经常吃肉。”什么叫心系群众、关心群众?这就是例子。不要讲很多大道理,先让群众吃上肉再说。习近平总书记炽烈的人民情怀是一以贯之的,他的成长和奋斗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人民,他的心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从省会市委书记到省长,从省委书记到直辖市委书记,从正定“翻身”,到福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再到福建建设“生态省”、浙江“八八战略”、上海“长三角一体化”……不论担任什么职位,不论所处地方条件优劣,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始终秉持“立根原在群众中”的坚韧,始终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真正做到了“有民无我”,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因罔顾人民利益而被人民抛弃。1935年,张学良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通过学习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砥砺政治品格,加强党性修养,补足精神之钙,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夺取政权,更在于有能力持续地巩固政权,并实现长期执政;不仅仅在于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在于它能够始终保持这种先进性和纯洁性。人们常常以“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来赞誉共产党员。其所以特殊,只是因为他们有与常人不同的品质。这种品质战争年代突出表现在对待生与死的关系上,和平年代突出表现在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上。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经哈尔滨,中共松江省委(1954年撤并)为他安排的住所是一栋高档别墅,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他又问松江省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洋房还是住平房?回答“住洋房”。当省委领导请毛泽东题词时,毛泽东挥笔写下“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给地方党委题词,也是对全党的告诫。周恩来有一次陪同外国客人参观洛阳的龙门石窟,看到景点小卖部摆着《龙门十二品》,这部书法集是从洛阳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词中精选出来的二十方造像题记,是魏碑书法的代表。周恩来非常喜欢魏碑书法,对这部书爱不释手,很想买下来,可是身上带的钱不够(这部书法集定价500元,在20世纪70年代是很昂贵的),他悄悄问随行的外交部礼宾司干部有没有钱,想借一点,随行人员也没这么多钱,他只好遗憾地放下了书。陪同参观的洛阳市领导看到后,主动提出市里出钱买一部送给总理,被周恩来严词拒绝。参加过党的一大的董必武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留下这样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从“始”到“毕”,是漫长的奋斗之路,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次考试,怎样才能走好这段路、答好这张卷?董老的一首诗值得我们铭记:“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在百年征程中,一篙不松劲,丝缝不给钻,才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提醒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群众游行开始之前,有一个方阵让在场观礼的人们潸然泪下,那就是致敬方阵。21辆礼宾车上,有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设者和亲属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支前模范代表等,年龄最大的101岁,最小的73岁。方阵代表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当我们向先辈致敬,向历史致敬,诠释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红色的种子不会自然而然地长成参天大树,需要不断地呵护、培育、浇灌,才能茁壮成长,永葆生机活力。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红色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课堂,可以促进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在内心激发红色认同,产生红色共鸣,筑牢红色根基。红色基因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它不仅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更指示着我们“往哪儿去”的前进方向。传承红色基因 应充满时代气息。要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征途中,不断吸收新的理论成果,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使红色基因永立时代潮头。

三、树立正确党史观,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必须树立正确党史观,以坚定的政治自觉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把握党的历史发展,就要把握这样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党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史,是与党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祖的仪式,就是怎么对待祖先、怎么对待历史。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污蔑丑化党的领袖,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敌对势力最便捷最直接最廉价的攻击手段,而且往往收到奇效。他们在苏联就是这么干的。苏联先后粉碎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历了严酷的卫国战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胜利,却败在意识形态战场。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把你的思想主张全都否了,把你的奋斗史全都否了,把你的领袖和英雄全都否了,你还怎么呆在台上呢?一定会被推翻。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重新解读、虚构捏造、戏说嘲讽、学术包装等各种方式,散播错误观点,每逢重要时间节点,就会煽风点火,在我们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一定会遇到不少这方面的问题,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决不给其可乘之机。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贬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意夸大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对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予以贬损和否定,对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予以诋毁和否定。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否定党的历史业绩,为国民党评功摆好。比如,有人把1927-1937年间国民党的这段执政称为“黄金十年”,说什么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边疆民族政策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国民党叫好。这个观点哪里来的?“黄金十年”这个说法,最早见于美国的魏德迈1951年9月19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魏德迈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这个原文说的很清楚,是在中国的外国人觉得是“黄金十年”,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们享有各种特权,有更多攫取财富的机会。而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十年是不断丧权辱国的十年:1928年济南惨案胶济铁路沿线被日军侵占,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1933年塘沽协定丢冀东,1935年何梅协定丢华北,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被迫抗战。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之时,国民党却不肯停止内战,一方面加紧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一方面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厮杀:1928两广战争、1929蒋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1932年刘湘刘文辉之战、1936年两广事变,连绵内战导致民不聊生。鼓吹“黄金十年”的阴险之处在哪?如果这是“黄金十年”,那末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期间的斗争和反抗意义何在呢?不是成了破坏国家发展和建设的罪人了吗?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散布资本主义适合中国,要补课,企图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苦苦追求的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自立自强的伟大事业。通过制造两个三十年的对立,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以此动摇党的执政之基,进而制造政治上的动乱。甚至有人打着“现代化史观”的旗号,消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阶级斗争史的正义性。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人却鼓吹鸦片战争的“进步因素”,说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化的理念、技术、规则。近代以来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近代化,还是救亡图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先要站起来,还是跪在哪里乞求嗟来之食?一个跪着的民族能实现现代化吗?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相。过去有一个时期,各种奇谈怪论纷纷出笼,一方面否定“飞夺泸定桥”的英雄,贬低平型关大捷的功绩,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诋毁毛岸英黄继光邱少云烈士……,一方面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借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议题大肆炒作,对涉世未深的年轻网民尤其具有煽动性。鼓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通过市场化运作,把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快乐至上”“娱乐至死”扭曲青年人的人生追求。为了追求出名或金钱,各种低俗的、有悖于社会主义传统道德观念的表达内容层出不穷,炒作方式不一而足,不断冲击着社会大众的道德底线。

应当清醒地看到,历史、现实、未来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对待党的历史的态度,决定着中国怎样走向未来、走向什么样的未来。我们绝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甚至泛滥,绝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瓦解人们对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信心和信念,绝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砸锅打碗。苏东剧变、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就在昨天,前车之辙,应为后车之鉴,我们应当通过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大力宣传正确党史观,筑起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铜墙铁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要有这样志在“百年”“千年”的雄心壮志。要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上来,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下一个百年、向更伟大的胜利前进。

(原载《时事报告》2021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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